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崛起和腾飞都是凭借强大的实体经济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危机之前走向过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再工业化”的华丽转身。这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过度依赖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比例为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已有煤炭、钢铁、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尽管这些产品都仅仅是就数量而言，产品附加值仍很低，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已让欧美发达国家深感震撼和不安，由此提出了剑指中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尤其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是：美国“再工业化”并非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致力于试图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技术等为代表，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由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制造业过去和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轮子上的国家”（世界汽车工业发源地）一旦回归到“实业立国”的传统增长轨道，再加上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美国的高端制造和实体经济也将很快迎来复苏。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于我们中国经济而言是最大的外部环境转换。类似于中国加入WTO之后2001年到2008年的全球贸易环境，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还推出了未来5年的“出口倍增计划”，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将使我国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任重而道远

    2012年年初，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说：未来20年里，美国将利用新技术挖空中国的制造业，并重新在制造业领域获取“绝对竞争优势”。这一论调并非“危言耸听”。科技界有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这将重新构筑制造业的竞争格局。“人工智能技术”今后将会进入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这将使制造业中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机器人技术”将在人工成本和易操作性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机器人不用睡觉，不用休假，也不会要求加薪，美国的机器人也许不久就将与中国的劳动力直接展开竞争；“数字制造技术”是指一系列的技术能力，包括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的能力；如果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综合集成应用于制造业，那将绝对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

    2011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组件供应商富士康公司宣布，计划在未来3年里引入100万个机器人替代现有员工从事的工作，这些机器人将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工作，降低持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提高生产效率。这意味着“机器人”大规模替代劳动力的时代并不遥远，“中国制造”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这也将彻底颠覆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中长期依赖的“人海战术”模式将面临终结，何况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殆尽。

    过去30年我们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功依赖的是我们“勤劳的双手”，而未来30年继续成为世界制造业巨头必须依靠我们“智慧的大脑”，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技术竞争”。因此，我们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快速增加创新投入，强化技术储备，否则将不可避免在未来制造业国际竞争中淘汰出局。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虽然很多产品标注为中国制造，但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营销都在国外，只有加工、封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国内，相当一部分加工利润必须转移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据统计：我国90%左右的出口商品，都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产品附加值较低。

    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致力于完成由“加工代工型技术模仿型自主创新型”的产业转型和跨越，缺乏核心技术的模仿创新将无法扭转我国制造业竞争的弱势地位。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虽也常有技术上的革新，但与其国外同行相比，大多仅局限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和工艺创新，缺少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先天不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缺乏明晰的研发投入体制，研发经费的资助缺少持续性与稳定性，对于需要庞大经费支出的核心技术开发，由于缺乏研发后的保障而惮于尝试。显然，如果不致力于推动能使我国制造业“独领风骚”的核心技术创新，将最终导致我国无法实现真正的“技术跨越”，更遑论引领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只有抢占产业技术的制高点，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点跨越，才能在产业国际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